但若信赖被排除的，撤销决定的效力通常溯及许可发布之初（ex tunc），许可受益人须返还其获益

[14]1215年的《大宪章》更是将王在法下的原则以法律固定下来，构成了中世纪宪政主义的核心。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通过对于斯图亚特复辟时代（1660-1689）的历史分析，进一步展现17世纪英国革命中司法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围绕宗教与政治的重大问题，整个国家分化为对立的派别，以至于本应坚守中立的法官也不得不陷入派系斗争之中。甚至他们也未必真的勇敢。1701年的法官独立还被认为是普通法职业阶层发展的结果。[6]15世纪的加斯科（Gascoigne）法官曾顶住压力判处王子亨利（后来的亨利五世）监禁。[52]A. F. Havighurst, supra note 47, p. 233.[53]J. Kenyon, Supra note 49, 1972, pp. 179-180.[54]A. F. Havighurst, supra note 47, p. 250.[55]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英国社会就弥漫着反天主教的情绪。

本文同样坚守这些理想，并赞赏为理想而奋斗的法律人。它勾勒了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三元模式的混合政体。（2）公安机关对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和不起诉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有权要求复议，还可提请上级检察院复核。

（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一般性宪法规定，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所要遵守的要求。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各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机关被砸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相继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人民革命委员会保卫组所取代，人民司法工作限于瘫痪。1949年10月21日，政治法律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副主任为彭真、张奚若、陈绍禹（王明）、彭泽民，委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副院长吴溉之、张志让，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副检察长李六如，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72] 如认为公安机关的行政权与侦查权应统一于警察权之下。

从该指示可以看出，执政党对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独立性、工作的专门性和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入。检察院的部分案件侦查权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五、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关系的合宪性调整从近年出现的典型冤假错案的分析来看，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并没有落到实处。[63] 参见陈瑞华：《从流水作业走向以裁判为中心——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种思考》，《法学》2000年第3期。（3）检察机关指挥警察具有专业优势。[47]这一报告体现出的思想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权力可划分为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军事权，不同类型的权力之间既有分工，又要协调一致，根本上从属于最高权力机关。

判决作出后，赵作海未提出上诉。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三机关事实上形成了以公安机关为优先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并共同接受政法主管部门的领导。1950年，政务院在《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期听取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在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帮助及和有关部门工作的密切配合之下，应组织力量，加速案件审理的期限，坚决革除国民党法院所遗留的形式主义和因循拖延的作风。[67] 陈兴良：《诉讼结构的重塑与司法体制的改革》，《人民检察》1999年第1期。

可以发现，立法者将刑事司法程序不同阶段的支配权分配给公、检、法三机关，希望它们在完成各自工作的基础上密切配合，以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同时通过一定的制约机制，尽量避免出现错漏。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其职能是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9] 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尽管审判权应当满足消极性、被动性、终局性等要求，但没有制约就没有纯洁的权力，没有监督就没有公正的司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74] 李念祖：《打破司法一元主义的概念孤寂》，《司改杂志》2001年第31期。还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初期，审判活动和司法行政是分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并非全国法院管理的枢纽，法院的行政事务都是由司法部管理的，比如第一次司法改革就由司法部牵头进行，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直接联系。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比如董必武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之后，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表示：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但是，将侦查权一揽子式的划归检察院所有，则在根本上削弱了公安机关的独立地位，同时检察院也渗入了行政机关的色彩，这与它们的宪法定位是不相符合的。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府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决定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三机关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织统一领导，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否认了1954年宪法确认的司法独立原则和党的八大所确认的公检法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例如，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存在不完全符合权力逻辑的疑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批准号：07ZD03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60] 陈岚：《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与重构》，《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在新中国的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通常被视为政法机关的共同组成部分，三机关的职能有所分工，但工作目标是一致的：法院、检察、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1]，人民司法工作的当前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

（2）制约是次要的，制约的方式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推进程序，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法律的规定，从快打击反革命和犯罪分子。同时，党组织同样拥有领导三机关的权力，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就明确要求：各省、市党委和各级政法党组必须在典型试验时，抓紧领导，统一指挥这些部门，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参照苏联的经验，研究规定这些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和工作制度。

[39]因而，这一原则的提出并不是对苏联刑事诉讼制度的机械照搬，而是在部分借鉴学习的基础上做出的创造性调整，其根据是中国的客观现实情况与法律体制的特点。可能的合理解释是，当时对三机关的排列顺序是以其工作的重要性为依据的。再次，从平等原则上说，以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为标准，将案件侦查权分别交由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并不符合平等的逻辑。[77] 《南方都市报》2010年3月16日报道，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中，4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不再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在其他27个省区中，已经有13个省区的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长。

事实上，三机关并不需要具有严格的分工关系，与其说分工是它们的职能定位，不如说分工仅仅是完成共同工作任务的一种方式而已。在上述两案中，不但两位犯罪嫌疑人自己多次声称曾遭受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他们的家人和证人也受到同样对待：佘祥林的哥哥和母亲因对证据问题提出质疑而分别被关押41天和9个多月，天门市3位农民因提出可能证明佘祥林无罪的证据而被以作伪证名义关押多日。

如就检察机关而言，其法律监督不是一般监督，而要以尊重法院的宪法地位为前提，维护审判工作的独立性。制约本身不是目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制约来保障法律适用的公正性，从而体现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价值。

支持这种政治组织模式的直接理由是便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但其消耗的制度成本和付出的信任代价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在法律地位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地位高于政治法律委员会，后者的地位又高于公安部。

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无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但是从互相制约原则出发，特别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之后，进一步丰富了对公安机关制约的方式和力度，充分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义务和保障义务，符合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也符合现代司法审查的理念。[20]1967年8月7日，已于两年前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仍兼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煽动砸烂公、检、法。[7]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佘祥林上诉后，荆门市中院承办法官发现该案证据存在问题，要求退卷。

但检察署机构的建设暂时放慢了步伐。[31] 铁犁、陆锦碧：《一场有缺陷的司法改革——建国以来若干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十三）》，《法学》1998年第6期。

严格来说，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不存在组织法意义上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部门法中也没有法院和公安机关相互制约的具体规定。但伟、姜涛：《论侦查权的性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在保障人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显然，这在权力属性上是不妥当的，而在执行时导致的悖论则是，要么该四机关不执行该规定，要么执行规定但却违背了只有审判机关才拥有定罪量刑权力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